任继愈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曾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近20年。他在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和名誉馆长期间，非常关心馆藏敦煌遗书的整理、保护和研究工作，曾主持整理《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该书以国图收藏的16000多件敦煌遗书为底本影印出版，是迄今为止披露该馆敦煌遗书藏品最大最全的一部大型图录。近日，记者对话长期参与馆藏敦煌遗书整理工作的国图古籍馆研究馆员李际宁，请其回忆任继愈先生主持整理出版馆藏敦煌遗书的过程，共同感受任先生守护典籍、传承文化的学人精神。
记者：任继愈先生在国图工作期间，对于敦煌遗书的保护、整理和出版作了哪些贡献？
李际宁：任先生一直非常重视敦煌遗书的文物和文献价值，在直接领导和推动国图馆藏敦煌遗书整理出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89年，任先生的博士方广锠先生到国图工作，在任先生的指导下，开始调查、整理、研究国图收藏的敦煌遗书，我遂进入方先生领导的馆藏敦煌遗书整理小组，参与国图敦煌遗书的整理工作。在近20年的工作中，多次聆听任先生对这项工作的指导。
国图藏敦煌遗书约占世界敦煌遗书总量的三分之一，总长度为世界第一。此前有关敦煌遗书的出版，重视的多是社会文书、历史文献等，对大量的佛教典籍关注很少。在确定国图馆藏敦煌遗书的整理出版原则时，任先生非常支持方先生将馆藏敦煌遗书全部整理、整体出版，即便是大量重复抄写的佛教典籍，甚至残卷碎渣，也要全部整理公布，达到完整呈现国图收藏品的目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在联系出版国图藏敦煌遗书时，一些出版社很纠结，对于出版多少、如何出版等问题始终摇摆不定。2000年前后，我们才与某出版社合作，出版了7册馆藏敦煌遗书，还有大量珍贵文献不能出版公布。
在这种情况下，任先生决定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来出版馆藏敦煌遗书。为了能够顺利开展，任先生亲自写信寻求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支持。2004年11月，国图藏敦煌遗书重新启动出版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那天北京下着大雪，我们的心里却很温暖很激动，这个项目终于上路了。
记者：《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从2004年立项到2012年出版完毕，这8年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李际宁：任先生是这套书的主编，如果没有他的关心和具体指导，这套书是出不了的。他指导国图有关部门，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给予各方面的支持。任先生曾多次与馆藏敦煌遗书整理小组成员座谈，畅谈他自己的想法和理念，也询问我们遇到的困难，我们共同探讨如何解决问题。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在任先生的指导下，出版社想出很多办法“开源节流”。此前，《英藏敦煌文献》出版时用的是120胶卷纸制版、铜版纸印刷，印制成本非常高。国图馆藏巨大，这个方法对我们来说不可行。出版社的专家想出用缩微胶卷拍照、轻型纸单色或彩色精印的方式来印制国图藏敦煌遗书，这样印出来的效果也很好，定价大幅度降低。
我至今记得一个场景：有一天我在走廊里碰到任先生，他把我叫住，详细询问敦煌遗书编纂出版工作的进展。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是一个庞大又重要的项目，一定要抓紧，不能耽误。说到编目工作时，他强调，编目一定要简明扼要，馆藏敦煌遗书一共有16000多条，一条里多一个字，就得多16000多字。他的悉心教诲成为我努力工作的动力。
2009年7月，任先生辞世。2012年6月，146册《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出版完毕。这套书是任先生生前的牵挂，集结了先生的不少智慧和心血，现在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和好评，这是对先生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
记者：国图馆藏珍贵文献不计其数，任先生为什么对敦煌遗书的出版如此关心？
李际宁：敦煌遗书自1950年运回北京入藏国图后，就一直沉寂在书库里。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开始大规模发展，任先生是学会顾问。1987年，任先生担任国图馆长后，看到国图保存着许多珍贵资料，但因为没有整理编目，不能公布使用，他表示“常以为忧”。随着出版技术的进步，任先生希望尽早把资料公布出来，供学术界使用。
2004年12月21日，88岁高龄的任先生与参加敦煌遗书编纂出版工作的全体人员见面，讲了一番话。他说：“我们这个工作意义比较重大，因为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文化建设先行部分就是积累资料。积累资料就好比打仗，要粮草先行。文化的粮草就是积累资料。真正的文化高潮大概你们到了中年以后才赶得上，这个世纪的中叶就会看到一些苗子。现在我们做一些准备。就因为开始做准备，这个意义就比较大了。人家还没有注意，我们先走一步，这是很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情。”任先生想得深远，对文化建设有自己的宏观想法，他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是文化积累的时代，要为新一轮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打基础，因此他非常关心敦煌遗书的出版工作，希望在他这一代和他的学生这代做好文献整理出版工作，进而推动敦煌学研究发展。他坚信，经过这样的文化积累和准备后，中国必将迎来思想的高峰、文化的繁荣。
